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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清單改革，是當前地方政改中一股令人矚目的新潮，其實施效果對政府、企業及社會影響極大，各界極為關注。

所謂權力清單制度，是指政府各個部門按照法定職責，梳理和界定其權力邊界，并按照行政權力基本要素，將梳理出來的權力事項進行規范，以列表清單形式公之于眾，主動接受社會監督，自覺促進依法行政。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決定明確要求：“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堅決消除權力設租尋租空間。”

2013年以來，清權、減權、制權成為新一屆中央政府“瘦身健體”、規范權力邊界的目標。推進權力清單制度，是在實施簡政放權的基礎上，涉及領域更多、專業性更強、實施難度更大的一項任務。對于基層政府來說，這無疑是場更為徹底的自我限權、自我約束、自我革命。

記者近日深入東、中、西部多個省市，通過在試行權力清單制度的地方深入調研了解到，雖然這項改革是大勢所趨，也受到基層群眾、企業界人士的熱烈歡迎，但因觸及一些部門的實際利益，并且因長期的行政管制思維習慣作祟，對某些政府部門或個人來說確有“割肉”之痛。當前，基層政府權力清單在制定、實施和監管中還存在諸多問題，如何在實施中不變形、不走樣，有待于在實踐中持續探索。

清權好處多，“亂動的手”被約束

雖然山西省晉中市公布涉企權力清單才3個多月，但已經讓本地的企業界人士感受到了變化。“涉企權力公開以后，減少了政府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讓企業明白了政府哪些事該管、哪些事能辦。讓我們少跑了不少腿，提高了辦事效率，是實實在在地幫企業發展。”山西宏遠能源科技集團公司董事長張建明告訴半月談記者。

在三峽庫區腹地重慶市奉節縣，村民也切實感受到實施權力清單制度后帶來的好處.“以前群眾不了解政策，一些干部辦事不公，照顧親友，甚至收取蓋章費、關系費、跑腿費，老百姓意見很大。現在，我們需要辦證的事項公開了，是否要收費也一清二楚，干部不再亂收錢了。” 奉節縣草堂鎮桂興村村民李美保說。

奉節縣委組織部非公黨建科科長伍芝成介紹，該縣梳理了所有的行政事項后，將保留下來的42條行政事項做成權力清單下發，其中涵蓋是否收費、責任部門、辦證時限、責任人等。有的做成小冊子，有的做成掛歷，進村入戶發放到群眾手里。記者在草堂鎮制作的權力清單掛歷上看到，上面除列有42條行政事項外，還詳細列出鄉鎮干部的職務分工、聯系方式、舉報電話等。

記者在東、中、西部多省市采訪了解到，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以來，多個省市在基層政府試點并推行權力清單制度，向社會全面公開政府職能、法律依據、實施主體、職責權限、管理流程、監督方式等事項，并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這種效果直接體現在行政權力的數量上。安徽銅陵市對行政審批進行5輪清理，行政審批事項由原來1000多項降到88項;山西晉中市仔細甄別篩選，5175項涉企行政權力中，最終保留使用1874項。

在行政權力“瘦身”過程中，大量不直接關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和生命財產安全，以及不切合實際的多余、過時的行政權力被剔除出權力清單，不再成為群眾辦事的“攔路虎”。

一些專家和基層干部認為，由于信息不對稱，基層難免存在權力尋租現象。而權力清單將梳理出來的權力事項進行規范化，以列表清單形式公之于眾，主動接受社會監督，擠壓了權力尋租的空間，讓政府“亂動的手”受到了約束。

權力“瘦身”難，部分部門“躲貓貓”

雖然權力清單給基層群眾帶來極大便利，但由于擠壓了某些部門的權力尋租空間，導致一些人陽奉陰違，在權力清單“瘦身”中玩起“躲貓貓”，不愿將手中的權力上單。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打包權力。部分單位因“行政權力進清單，清單之外無權力”，爭相擴大權力事項，將一些機關內部運行管理、公共服務等列入權力事項。中部某省70余家省級部門進行改革，從上報數據看，64家單位上報行政審批項目395項，較省級現有316項，增加了79項;權力事項總數，也較已公布的職權目錄數增加了1500余項。有些單位為完成任務，把權力事項捆扎打包，以減少項目數量。少數單位把一些本應該取消的事項也進行打包處理。

二是自設權力。一些地方為了平衡被清退部門的利益，又用“紅頭文件”的方式自行設定一些權力。比如，為加快經濟發展，某省政府提出在一定時間內，重點培養一定數量不同類型的企業、建設相應的基地和研發中心等，有關部門據此出臺文件，設置評審認定、審核審查、檢查驗收等具有審批性質的管理事項，用設置門檻的管理手段取代本應有的扶持、培育等服務職能。

中部某市負責權力清單公開的工作人員介紹，在梳理權力清單時，發現某局一項行政權力沒有法律依據，要求其取消卻遭到抵制。該局表示一直是按這樣的慣例辦事，并且有部門內部文件規定。由于該局屬于條管單位，市里只能協商讓其取消，如果該局執意不取消，市里也沒有辦法。

三是推卸責任。一些地方的權力清單上有追責機制。受到責任倒逼和問責追責壓力的部門，就提出取消或調整一些諸如安全生產等責任大、風險高的權力事項。

四是轉移權力。一些部門或地方政府迫于權力清單的高壓態勢，不得已將相關權力事項取消，但又巧妙地轉移給“二政府”(各類評審機構)，地方權力清單雖“清”了、“短”了，但企業要跑的事情還是很多。

“權力清單公開是要使權力受到更好的監督，一些基層政府部門存在抵觸心理，含金量高的權力未必去公布。”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表示，對基層政府來說，把自己的權力依照法律整理成權力清單，這本身也是一個挑戰。權力清單公開要厘清權力的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承擔這項任務對基層政府工作人員法律能力要求較高。

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莫于川說，由于我國行政管理和行政執法的廣泛性和復雜性，法定范圍不易明確把握，這就給規范有效地依法行使行政權力帶來困難，也容易出現越權、濫用、失職等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