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鏈接】
2014年中國高校應屆畢業生達727萬人，就業形勢愈加嚴峻，不少女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遭遇“寧用武大郎，不選穆桂英”的性別歧視，而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也“意外”讓性別門檻再次悄然抬高。屢禁不止的性別歧視讓女大學生的就業率明顯低于男生。
【標準表述】
雖然近幾年，隨著相關法規的出臺和女性員工維權意識的提高，就業中的性別歧視得到了一定程度地遏制，但“隱形”性別歧視仍普遍存在：一些用人單位對女性“提高門檻”，通過設置額外的附加條件，自然而然“拒”掉一批女性求職者;一些用人單位對員工“區別對待”，只雇傭婦女從事那些收入低廉、技術不強、條件較差的所謂“女性工作”，使得女性在就業中獲得的收入明顯低于男性 ……
存在未必合理。“就業性別歧視”一直以來飽受詬病，是因為它不僅讓女大學生面臨“畢業即失業”的窘境，給他們帶來較大壓力和負面影響，而且破壞了社會的公平原則，使人才流動不暢通、勞動力資源配置失衡，造成人力資源浪費。雖然目前《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婦女權益保障法》、《就業促進法》等法律法規都將反對性別歧視的內容納入其中，但反對就業歧視的政策在現實層面的執行和監督情況均不理想，也很少有人因為性別歧視而維權。
早日破解就業歧視困局，還女性員工一個“公道”。筆者認為，女性在受到歧視時，應奮起抗爭、及時發聲，用法律武器維權至關重要。當然，暢通投訴渠道，加大監管力度必不可少，比如成立專門處理就業歧視的機構。另外，高校在設置專業和招生方面應堅持公平和均衡的原則，避免出現有些專業“性別相差大”，甚至“清一色”現象。
歧視是一種社會偏見，要消除這種社會偏見，很難依靠社會自身的覺醒。保障女性平等就業機會，終究得依靠切實有效的法律制度和具體的保障救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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