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規劃先行和政府引導。在城鎮化早期，許多國家對城市發展放任自流，導致城市無序發展、貧民窟泛濫、衛生狀況惡化、環境污染嚴重等“城市病”。為此，英國政府頒布了世界上首部“城市規劃法”，成為第一個較為成功地治理“城市病”的國家。德國在道路交通、電力通訊、排水排污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注重發揮規劃的指導作用，既立足于當前的實際需要，又著眼于未來的長遠發展。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就著手制定一系列國土與區域規劃，并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發展不斷對其進行調整與修編，還通過制定法律強化其引導作用。挪威、丹麥、美國等則通過開征碳稅、對低碳經濟實施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利用市場杠桿，引導鼓勵企業和社會公眾開展低碳行動，促進城市健康發展。
2000年以來，我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約1.35個百分點。這種大規模、高速度的城鎮化在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強大動力的同時，也給生態環境帶來巨大壓力。在實現城鎮化與環境保護雙贏的問題上，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積累了一些有益經驗，可以為我們提供借鑒與參考。
重視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早在19世紀末，英國學者霍華德就提出了“田園城市”理論。英國在倫敦城市規劃中提出應設置環城綠帶，并于1935年通過“綠帶開發限制法案”，保障環城綠帶建設。德國政府每4年出臺一輪生態建設計劃，要求各地城鎮規劃和建設必須充分尊重當地的自然條件，追求環境的優美舒適及人與自然的和諧。荷蘭對城市用地和建設規模實行年度計劃控制，城鎮規劃和建設項目要經過嚴格的環評和審核后方可實施。日本在戰后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但也成為公害泛濫的“污染大國”，為此先后頒布“環境基本法”“公害防止條例”“環境行動計劃”等幾十項法律法規和行動計劃，開展大規模的環境保護、污染防治和生態建設，經過30多年的努力，恢復了環境的優美清潔。
加強空間管控和集約發展。空間管控作為一種有效的資源調控手段，集約發展作為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可行路徑，日益成為城鎮化和城鎮規劃的重要內容。早在1872年，面對西部開發熱潮、工業化迅速推進和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美國國會就通過黃石法案，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自然保護區——黃石國家公園。截至目前，美國已設立57座國家公園、300多處自然和歷史圣地、12000多處歷史遺址和保護性建筑。新加坡是集約緊湊型發展的代表，盡管國土面積狹小，但仍留有60%以上的土地沒有開發，是全球在城市內保留大片原始雨林的兩個國家之一。
強調城鄉統籌和區域協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和城鎮化往往以犧牲農業和小城鎮發展為代價，造成農村凋敝、生態空間退化、城鄉發展失衡，以及人口資源向大城市過度集中、環境不堪重負、區域發展失衡等問題。與之相反，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在城鎮化中期就關注并采取措施推進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比如，德國采取鄉村城鎮化、城鎮分散化的方式，一方面通過土地整理、村莊更新和產業非農化，促進鄉村就地城鎮化;另一方面通過城鎮分散化，把傳統的鄉村居民點直接轉為工商業城鎮。日本20世紀70年代確立了“大都市圈規劃”“地方都市圈規劃”“首都圈規劃”等，以大城市為依托、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為網絡建設城市群。英國、法國、美國、韓國等也通過實施“城市群”“城市反哺農村”戰略，分解大城市環境壓力，促進城鄉和區域協調發展。
強化智能建設和智慧管理。物聯網、互聯網、云計算的應用，使得城市信息化向智能化發展。2008年IBM公司提出“智慧地球”概念，在全球掀起智慧城市建設熱潮：新加坡啟動“智慧國2015”計劃，韓國提出“U—CITY”建設大綱，日本提出“I—JAPAN”智慧城市計劃，美國和歐盟國家也推出了智慧城市建設試點。日本橫濱通過智能能源管理，使社區能源消耗降低25%，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大減少。巴西里約熱內盧與IBM公司聯手建立智能化“城市運營中心”，強化了城市運營、環境安全和災害預警的智能化管理。當前，智能化建設和智慧管理已成為各國提高城市效率、減少資源消耗、優化城市環境、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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