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是云南經濟的基礎，需要堅持不懈地下大氣力夯實夯牢。應該看到，我省農業基礎依然比較薄弱，既是多年積累的老問題，也是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凸顯的新矛盾。積極貫徹執行中央對農業問題的一號文件，云南身體力行。
按照云南省委、省政府關于5年內選拔萬名大學生到村任職，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改善基層農村村干部隊伍結構的計劃，云南省2008年首次選拔2000名大學生到村任職。（春城晚報）
選拔大學生到村任職，能給鄉村帶去知識型人才，為農村農業的科技化發展奠定基礎；充實農村基層干部的管理水平，提高農村發展步伐；還能緩解大學生就業壓力，為其提供一個施展才華的舞臺，總之，大學生到村任職，能讓人看到希望的田野再次升騰的可能，然而這種可能變成現實的基礎前提是：需要妥善解決大學生村官“身份證”的問題。
“我們不是干部，不是公務員，也不是農民，我們什么都不是。”在上任前的培訓班期間，一名大學生村官對記者這樣說。神情間難掩落寞。為政府長遠謀略農村農業發展問題的舉措合掌稱道的同時，來自未來村官的憂慮也不容忽視：其一，大學生是未來國之棟梁，無論成其何種職業何種崗位，他們首先得是一個平常的人，在寄予他們希望的同時，關注并關心他們自己的價值歸宿是需要也是必須的；其二，全心全意為農業農村服務的基本是農村希望的前提，這個前提又與村官的“身份”不無關聯，他們不是干部，不是公務員，也不是農民，目前至少是什么身份都不是，沒有一個明晰的定位，希望的動力很懷疑會變成“應付考試”的行為，這與政府希望的初衷背道而馳；其三，農村農業問題是一個持續發展的艱巨過程，需要一撥一撥有志向有行動的人們長期堅持發展，發展的希望在人，在人才，只有無數的人才愛上充滿希望的云嶺大地，讓他們在此生根，發芽，開花，希望才有可能，而起碼的“身份證”是他們為希望去奮斗的最本能的力量。
事實上，類似大學生村官進駐農村模式，在云南很多年前就開始實施，比如單位下派農村基層蹲點，到農村掛職鍛煉等，雖然短暫的流動性的在農村服務，此舉切實為推動農村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應有的力量。與此次大學生村官不同的是，身份不一樣，前者有明確的身份，有單位或是政府公職，大學生屬于零身份。
國內許多地方在人才機制的引進方面，可以說是梧桐枝繁葉茂專為鳳凰準備，xx級別的是享受別墅的物質待遇，xx級別的可以安排隨從家屬......這些措施撇卡待遇不論，就是在物質上給人才更多的保障，給予身份，讓其轉變的生產力發揮到最佳狀態。盡管我們的大學生多數屬于剛走出象牙臺的群體，但是，誰也不能保證未來的袁隆平第二不會在云南在大學生村官中出現。給予他們“身份證”是對熱血青年的鼓勵，是對心懷抱負之人起碼的尊重，亦是云南農村農業基業長足發展的基本。
浙江海洋學院公共管理學院耿相魁教授認為，大學生村官角色的模糊定位，使他們陷入對自身角色的困惑，不知道自己究竟屬于什么，應擺在什么位置上，這不利于他們在農村開展工作。應該尊重國家和云南機制革新的過程，在當前身份確認定位機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對于即將到廣闊的農村大地施展才能的大學生村官，主管部門對身份問題是不是該提到一個高度：最起碼要認真對待！（轉載云南黨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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